（一）劳动与闲暇所以相反的根源 我们在上章刚才讨论过，有人把教育的目的与价值，牵强划分，各不相联。有了这种牵强划分，渐渐的便使许多目的与价值，彼此相反。教育史上关于相反的目的，最为根深蒂固的，或者莫甚于两种教育：一种教育是预备能任有用的劳动，还有一种教育是预备享用闲暇的生活。“有用的劳动”与“闲暇”等名词，已足证实我们已经说过的一句话：种种价值的牵强划分与互有冲突，并非仅由于教育的本身，实反映牵强划分的社会生活。如果我们能把两种效用，一种是用工作获得生计，一种是善用闲暇的机会，过愉快的生活，均平的分配与社会里面的各个分子，使各人都享受这两种效用，那末便没有人想：种种教育的机关与所含的目的，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了。有了这种均平的情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怎样能使教育最能促进这两种效用。虽然有的教材是特别偏于造成一种结果，有别的教材又特别偏于造成别一结果，但是我们必须竭力使得这两种结果，彼此尽量的相混合。什么叫彼此尽量相混合呢？凡直接关于闲暇生活的教育，应该间接的使工作的效率与愉快增加；直接以训练工作为目的的教育，也应该养成情绪的与智力的习惯，使知善用闲暇以得愉快的生活。
我们试考虑教育哲学的历史背景，益能阐明上面所讨论的要点。把自由的教育与专门的工业的教育牵强划分；这不但在现在如此，推溯他的源始，在希腊时代已经是如此；在当时教育是显然根据于阶级的区分，有一阶级的人是必须劳动以谋生的，有一阶级是无须劳动的。自由的教育是专备后一阶级的人享受的，在本质上这种自由教育是比前一阶级所受的奴役的训练，是高得多的。在教育上这样的观念，反映社会上有两种阶级，一是自由的，一是奴役于人的。奴役于人的阶级不仅是因为自维生计而劳动，并且因为必须如此才能使得优越阶级的人不必自己从事作业，因此可以过愉快的生活；这种作业是差不多要占着一个人的全部时间，他的性质是无须智力或不能增加智力的。
世界上必有劳动的事要人去做，这是不消说的事实。人类必须生活；既须生活，不得不有工作，供给生活的应用。我们就退一步说，姑认关于谋生的事业不过是偏于物质的方面，在性质上是不及“享用闲暇生活”的高尚；姑认关于谋生的事业是有垄断的性质，是有不甘屈服的性质，因此使他侵占“高尚的理想的事业”所占的位置：但是若非社会里面确有阶级的区分，这种承认也不能使我们轻视“训练有用职务的教育”；而且反使我们对于这种有用的职务，格外谨慎，务使受了这种训练的人，既有执行的效率，又能使得这种职务不至超出他们应有的位置；教育的职务，是要谨慎预防，勿使这种职务因忽略而致发生恶果。惟于这种事业与社会阶级的区分相符合的时候，才有人看轻“预备能任有用工作的教育”，视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件事实很可以证实：所以有人把工作视为纯属物质的事业，把闲暇的生活视为理想的事业；这个观念是社会的产物。
二千年前社会状况所酿成的教育观念，是很有势力的，是很能使人承认应有劳动阶级与闲暇阶级的划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背景，宜特别注意。根据这种概念，人居万物的最高地位。有一部分人，也具有动植物的同样机构与机能，——例如需要滋养，生殖能力，及其他运动或实用的能力。但是人有他的特异的机能。这机能就是藉以观察宇宙万象的“理性”。所以人类的真正目的，应以尽量发展这种人类的特权为最要，观察，沉思，认识，玄想，等等生活，以此种生活的自身为目的而从事，乃是人的适当生活。不但如此，我们并且可藉“理性”，去适当的制裁人类天性的下等要素，——例如嗜好，以及主动的冲动。这种下等要素的本身虽是贪婪，狂肆，荒纵，只知自填欲壑；但是一经“理性”的统御，便能遵守中庸的律令，藉以达到美善的目的。
上面所说的情境，就是所谓徒凭理想的心理学，亚历斯多德说得最完备。但是这种情境也反映于人类阶级的构造，因此也反映于社会的组织。据这个说法，只在少数人，“理性”的功用，才能实现，作为生活的定律。若大多数的群众，植物的与动物的机能特占势力，他们的“理性”是很微弱的，是很无恒性的，所以他们常为肉欲与情欲所克服。这种人的自身并不是目的，因为只有“理性”是最要的目的。这种人与植物，动物，具体的工具比较，虽有足够的智力，办理他人嘱令办理之事，但是有一点却与动植物及工具一样，他们也是被人用来达到别人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所以并非仅由社会的习俗，就是在天赋或自然方面，也有一般人生成要做奴隶的，——所谓奴隶，就是被人用来达到别人目的的手段。依亚历斯多德的说法，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人，有一点远不及奴隶。工人阶级的人，也是被人用来达到别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与奴隶相同的；但是家奴尚有接近“自由的优越的阶级”的机会，若工人阶级的人，并此而不可得，所以他们较奴隶的程度还要低。不但如此，就是妇女，也与奴隶及工人同归一类，同是供给自由的或理性的生活所利用的工具。
依这样说法，就个人方面着想，与就团体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