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迈斯特尔曾经说过，当卢梭追问为何生而自由的人们却到处都生活在锁链之中时，这仿佛在追问为何生而食肉的绵羊却到处咀嚼青草一样。极为相似的是，俄国激进分子亚里山大·赫尔岑（alxanderherzen）也认为，我们通过动物的形态，根据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最为常见的特点和习惯为动物分类。因此，鱼类规定性的特质之一是它们喜欢生活在水中，所以，尽管存在飞鱼，我们不会说一般鱼的天性或本质——它们被创造的“真正”目的——是飞翔，因为大多数鱼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最小倾向。然而，至于人类，而且只有人类，我们说人类的天性是寻求自由，尽管在人类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很少有人事实上得到了自由，相反，倒是许多人似乎满足于被别人统治，只是希望让那些为他们提供充足食物、住房、生活规则的人好好地统治他们，而不是努力求得自治。赫尔岑问道，为何人们把极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追求、而且实际上很少有人追求到的东西，即自由，规定为人的本性呢？这种怀疑论的思考是这位整个一生都充满了追求自由的[jī]情——追求他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们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提出来的，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社会职业及个人幸福。
伊塞亚·伯林《关于自由的四篇论文》
我们不可能拥有一切我们所必要的东西，这句话不是一个偶然的真理……或许．有选择目标的自由，但不要求它们永恒的有效性，加上与此相关的价值多元论，这个理想只是我们日渐衰落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后期的成果：在远古时代和原始社会人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后人只是带着好奇心、甚至同情心来看待它，但对它的理解却微乎其微。情况可能是如此，但是，在我看来，这里似乎并没有怀疑论的结论……确实，渴望我们的价值在客观的天国里有某种永恒和安全的保障，这或许只是我们童年时期和原始时代对绝对价值的确定性的一种愿望。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令人钦佩的作家说过，“意识到我们信念的相对有效性而又坚定地守护着它们，这就是把文明人和野蛮人区分开来的东西。”要求超越这种相对有效性或许是一种深刻的、不可治愈的形而上学需要，但是，按照超越相对有效的确定性来决定一个人的实践却是道德和政治上不成熟的同样深刻、但更加危险的一个症状。
伊塞亚·伯林《关于自由的四篇论文》
伯林价值多元论的主要论点，就是认为对于对抗性的善和恶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来说，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或者说是理性所无法比较的，在他把选择（作为人类自我创造性的具体体现形式）看作是具有优先权的思想中这个论点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自己的选择我们使自己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即使在不是我们创造的环境之中，这一点也是真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跟我们熟悉的其他物种的动物成员们的本性不同，我们的本性是不固定的、未完成的；我们的本性是内在的不完整的，极易被我们在生活中作出的选择所改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难以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不可通约的善和恶而我们又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的本性中就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或者任何生活方式扩展出来的分支、没有一种善或优点的等级秩序是这种不确定的本性的真正表现，那么只要我们信奉我们熟知的或想象的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暂时的无根的信念就可能遮蔽这种不确定性。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存在许多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它们具有的善是不能用任何一种普遍标准来衡量的，而这些生活方式中每一种内部都有一些不可通约的善和恶。伯林认为，通过选择活动而实现的自我创造正是由我们本性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这些不可通约的又是敌对的各种各样的价值也将不确定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是选择活动对于自我创造的重要性和自我创造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动物的必要性才奠定了伯林思想中自由主义的基础。但是，从选择到自由、从多元论到自由主义，这样的推论是成功的吗？在我们理解和评价伯林著作的这个阶段，更加系统、明确、详尽地重温一下他思想中的多元论和自由主义的联系也许是有益的。对于这种联系，在伯林的著作中似乎存在三种主要的论据。首先，伯林论证了否定的自由的价值，它是由于在不可通约的价值间做出的基本选择而体现了人类自我创造的本质。这种选择之所以有价值，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它作为理性自主性的一个方面，而是因为它作为人形成自身的一种条件，即是说，在现在和人类历史上人们所发现的自身各种特征中，包括自主性的理性没有考虑到的大部分特征，是选择使某种特征得到了实现，使选择者成为独特的个人。在伯林看来，否定的自由所以有价值，或许在政治的善中具有最显著的价值，是因为它在理性无法比较的善和恶之间作出了选择，从而促进了人的自我创造能力。这里，价值多元论支持自由主义，而正是通过受否定的自由所保护的这种选择，我们才能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中确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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