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代政权对科举活动的管理
五代政权以中央朝廷的名义在首都开封、洛阳开科取士，十国中南唐、后蜀、南汉等割据国政权，也规模不同地立学校、开贡举，同时，也有一些割据区域的举子来五代首都参加科举考试。后唐长兴三年（932）在洛阳考中进士的建安（治今福建福州市）人江文蔚，担任过河南府馆驿巡官，后来在南唐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还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贡举；清泰元年（934）在洛阳考中进士的张纬也是福建人，在南唐担任中书舍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五《江文蔚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连州（治今广东连县）人孟宾于编集自己所作诗文百篇，献给后唐李若虚侍郎。李若虚非常欣赏，于是摘录其中佳句，写信致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予以说项推荐。孟宾于来到洛阳，将书信交给达官贵人，自己因而"声誉蔼然"。他在洛阳连考六年，被没有及第。后晋开运元年（944），礼部侍郎符蒙在开封担任考官，孟宾于投诗给他，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得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符蒙相见恨晚，于是录取他为进士。考中进士后，他到南唐去做官。同榜进士李昉称他："昔日声尘喧洛下，近来诗价满江南。"（《唐才子传》卷十《孟宾于传》）此外，还有一些外国留学生在河南参加科举考试，称为"宾贡"。后唐长兴元年（930），中书门下奏请复查新及第进士的诗赋答卷，发现很多问题，于是取消了九个人的录取资格，其中有宾贡进士高策和郑朴。中书门下奏请："此后宾贡每年只请放一人[及第]。"（《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被朝廷采纳。
五代政权对科举活动的管理，主要因袭唐代的制度。比如贯穿五代始终的常举科目，虽然时设时废，但没有超出唐代的科目范围，进士科、明经类依然是基本科目；长兴元年，恢复唐代做法，贡举人集中京师后，到国子监拜谒先圣先师，学官为他们开讲解疑，官方设宴招待，五品以上的清资官和朝集使届时一并观礼；长兴三年，恢复武则天时期的做法，各地来京的贡举人，大年初一参加宫廷朝贺，排列在各地的贡物之前；开运元年，恢复唐代进士考试杂文由白昼延长到夜里燃完三条蜡烛为限的做法等等。但五代分裂时期，交通阻隔，战乱频仍，人才匮乏，不可能一切都那么规范，对于科举活动的管理，也有一些变化。
唐初以来，科举活动归尚书省的吏部负责，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考官，称为知贡举。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准备当众挑剔进士科举子李权的章句毛病。李权事先已经听到风声，暗中罗织李昂诗作的毛病，伺机还击。当李昂宣布他的章句毛病时，他针对李昂的诗句"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反问道："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李昂吓得跌倒爬起来，不知所措。朝廷中议论起来，都认为考功员外郎的级别是从六品上，威望轻，"不足以临多士"。唐玄宗于是将科举活动移交尚书省的礼部管辖，提高考官的级别，由正四品下的礼部副长官"礼部侍郎专之"。（《唐摭言》卷一）从此形成制度，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唐朝在长安办公，东都洛阳的科举活动则由东都留守主持，并担任考官。五代官员不充，不可能专一从事某种工作，于是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反倒成了少数年份的情况，多数年份由五花八门的官员充任考官，称为"权知贡举"。据杜文玉考证，以非礼部侍郎身份担任考官的官员有：兵部侍郎姚洎，兵部尚书姚洎，尚书左仆射杨涉，翰林学士郑珏（2次），礼部尚书薛廷珪，吏部侍郎萧顷，户部侍郎赵颀，兵部侍郎赵凤，中书舍人卢詹，右散骑常侍张文宝，太常卿李愚，考功员外郎卢华，主客郎中和凝，中书舍人卢导，翰林学士马裔孙，中书舍人王延（2次），翰林学士承旨崔棁，中书舍人吴承範，礼部尚书窦贞固，工部尚书王松，尚书左丞张昭，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王仁裕，中书舍人申文炳（2次），户部侍郎赵上交，刑部侍郎徐台符，右谏议大夫刘涛，中书舍人窦俨。（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10-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地方乡贡须经州府解试并取得文解，才能来京师参加科举考试。落榜者随后附国子监诸生赴举，不再回原籍取文解，甚至年年如此。这在分裂时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不予以甄别，一些拿不到文解的地方考生冒充国子监生，直接参加礼部贡院的考试，不但会败坏国子监的名声，也会加重国子监的负担。对于这个情况，五代朝廷几次下诏解决。清泰二年（935），礼部贡院上奏："奉长兴三年正月敕：'每落第举人，免取文解。'今后欲依元（原）敕格，请并再取解，十月十五日到省毕，违限不收。"（《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第二年，唐末帝下《附监举人分别解送诏》，说："国子监每举举人，皆自四方来集，不询解送，何辨是非？其附监举人，并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须取本处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许监司解送。若初投名，未尝令本处取解者，初举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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