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高潮中突然去世，唐宣宗继位后，着手复兴佛教。论者认为宣宗在为佛教"出气"，是一位"护法"和"佞佛"的皇帝；他称帝前曾遁迹为僧，称帝后因忌恨武宗及其宰辅李德裕而"悉反其政"。考辨史实发现，宣宗不可能削发为僧，同佛教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一向崇儒，施政中并未完全推翻武宗朝政事。宣宗复兴佛教的原因，应该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其一，当时佛教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还存在，会昌毁佛未能有效地触动宗教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其二，会昌毁佛夹杂着佛道相争的因素，一面毁佛，一面大力提高道教地位，不平则鸣，引起民众的反感。其三，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既广且深，成为社会习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移风易俗不可能指望一朝一夕完成。其四，僧尼26万，寺院奴婢15万，占总人口1.66%，如果继续留在佛教圈子内，社会可以承受。僧尼一律还俗，失掉社会施舍和寺院集体生活，国家无法安置，生计无着落，便到处杀人劫物，社会治安出现严重危机。其五，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认真思考，发现佛教对国家裨益良多，是治国安民的工具，不应弃而不用。宣宗面对现实，复兴佛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他以儒学改造佛教，把佛教由方外势力纳入国家管辖的范围内，国家同佛教结成了统一战线。
一
唐武宗和宰辅李德裕在会昌季年主持了毁佛活动，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五代周世宗时的毁佛事件并称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那三次毁佛是在国家分裂、僻守一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会昌这次则是在佛教全盛的情况下在统一帝国的全境内铺开的，因而对于佛教的打击至为沉重，一共拆毁国家赐额的佛寺四千六百多所，称作招提、兰若的未赐额私立小寺四万多所，没收上等良田数千万顷，强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都充作两税户，还大量销毁金属土木佛像和佛教典籍。佛教势力从此销歇式微。这对于解决佛教势力过分膨胀，防止编户齐民流入佛门而逃避赋税兵役，制止佛教势力同国家争夺经济利益，增加国家收入等等问题，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因而为古今学人极口称赞。然而在毁佛高潮中，武宗突然去世，宣宗继立，着手恢复佛教，还处死了鼓动武宗毁佛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12人。于是宣宗受到了指责，典型的说法是国内一部研究隋唐佛教的专著中的几句话，说："宣宗一上台，就急不可待地要为佛教'出气'了"，"宣宗不愧是一个'护法'皇帝"，"宣宗是宪宗以后最佞佛的一个皇帝"。（郭朋《隋唐佛教》页363－366，济南：齐鲁书社，1980）乍看起来，这结论十分符合逻辑，但稽考史籍，细加玩味，则又觉得不然。因此，这里将自己对于宣宗复兴佛教的认识公诸同好，或许能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点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解释宣宗复兴佛教的原因，已有两种说法。其一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代表，认为："宣宗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缘以复进。"（《读通鉴论》卷26）上述典型说法引用这句话，说："事实确是如此。"但据《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宣宗大中三年（849）下诏贬斥李德裕，罗织了很多罪名，却只字未提毁佛一事。两年后，宣宗处理政事，曾两度依据武宗敕令精神："准会昌元年敕"，"准会昌三年十二月敕"。可见"悉反其政"之说不是实录，而认为"事实确是如此"，也未免武断。
另一种说法认为宣宗称帝前和佛教关系密切，甚至曾遁迹为僧，故而具有佛教感情，以兴复佛教为己任。这就有必要辨析一下他和佛教的关系到底如何。南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说："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檗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其后宣宗竟践位，志先见于此诗矣。"《全唐诗》卷4收了这首诗，题目作《瀑布联句》，题下注云："《诗史》云帝游方外，至黄檗，与黄檗禅师同观瀑布联句。《佛祖统纪》云帝至庐山，与香严（岩）闲禅师咏。时黄檗在海昌，《诗史》误。"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唐诗外编》所收今人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卷11也收了这首诗，题作《四面寺瀑布》，前二句略异，注为出自《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安庆府部。诸说多有歧异。就地点而论，或仅说游方，未确指具体地点，或说黄檗、庐山或安庆。黄檗山在江西省高安县，唐代属洪州管辖。庐山在江西省九江市，九江是唐代江州的治所。安庆在安徽省，唐代属于舒州。就人而论，或说是庐山香炉峰的闲禅师，或说是黄檗禅师希运。闲禅师事迹不详，也可能根本就没这个人。希运在北宋初年僧人赞寧所著的《宋高僧传》卷20中有传，根本未提联诗一事。赞寧喜欢交接君王，曾因此受讥。他在该书卷6《宗密传》中发了一通议论，无疑含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成分，说："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宗教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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