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我国的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二年还只有三千零八十八亿斤，到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九五八年更跃进为七千五百亿斤。”
“我们国家物质生产上如此巨大的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人士永远解不开的‘中国之谜’”。
一九五八年一家报纸的一篇社论如是说。二十九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像往年的春天一样降临了。淮北人从来不曾为美丽的春色陶醉过，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春”和“荒”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春天里青黄不接，闹粮荒，人们或多或少都要经受一点饥饿的考验。而五九年的春天所带来的，就不只是一点点饥荒了，整个淮北大地都生长着、蔓延着饥饿。饥饿长得比庄稼快，比草根快，比树皮快，比观音土快，比一切可以填塞肚皮的东西都要快，快得多得多。
五八年的庄稼长得不坏，但是多半没有收到手。劳动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修水利去了，不去不行，要拉，要批判，甚至还要打。有几个像我们队长那样精明的人呢？棍棒叫人害怕，乌纱帽令人垂涎。只能让大好的庄稼抛洒在地里，烂在土里。
上级提出了一个应变的办法，指示百姓们：一天两顿，平时吃稀，忙时吃干，瓜菜代。这指示比起同时在报纸上发表的“辉煌成就”和要求人民为更辉煌的成就而继续“苦战”和“紧张”的宏文，自然要实在得多了。但是，一天两顿，稀的干的，也要有米下锅，瓜和菜又到哪里去弄呢？人们想起了去年烂在地里的粮食和红芋，便去捡，去刨，发了霉的，生了芽的，都拿来填肚子，能填饱就好。但是，有少数肚子不饿的人说，这种行为是往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上面抹黑。不许去捡生了芽的粮食，不许去刨发了霉的红芋。
但是人们已经到了不能害怕被抓被打的地步，继续偷偷地去寻求食物，在三面红旗上抹黑，用自己低级的肚子遮挡着吹牛术的光辉。
城镇居民是有定量粮食供应的，应该不至于挨饿。然而像宝塔集这样的小镇，和农民差不了多少。从农村搜刮来的粮食要一级一级往上交，交到某些人能够报功请赏的地方，交到吹牛家们能够向全世界宣扬自己英明伟大的地方，可怜的宝塔集人的粮食定量算什么必须保证的金科玉律？理所当然地，成人的定量由每月二十五斤减少到十斤，又由打好的大米和面粉变成掺着砂石的稻谷。再体面的人也无法禁止自己肚于的咕噜，再嬌嫩的婦女也必须撕破脸皮到地里去捡烂红芋。
玉儿媽、玉儿婶子总是约我媽一起去。三个人除三儿婶子是解放脚外，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扭一歪。一扭一歪也得走，而且不是走一里二里，也不是三里五里，而是十里八里，或者十五里，或者二十里，或者……总之，权威大报社论的修辞手段在这里成为三寸金莲的实践活动了。
第一次下地的时候，我媽他们想，我们这几个半老婦女，干部们总该照顾一点，挖一点红芋藤、红芋根的，也不犯什么法，所以大模大样，把挖到的东西放进竹筐里。可是正当她们想回家的时候，来了几个男人，夺了她们的筐，把他们筐里的东西重新倒到地里，赶她们快滚回家去。玉儿媽想跟他们说说理，竹筐也被踩扁了。玉儿媽坐在地里呜呜地哭，无论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也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她。我媽害怕，劝玉儿媽快走，说不定那些人又要回来了。玉儿媽不肯。家里老小等着吃啊！公公顾远山是饿不得的；舍儿才十来岁，正是要吃饭长身体的时候；还有老三家的柱儿，还是个断不了奶的孩子，而现在，别说奶了，连稀饭也喝不饱啊！我家里虽然没有小孩，可是奶奶爷爷也是七十多岁的人，经不住饿了。所以，我媽也觉得空手回去不行。于是三个人坐在地里等，等到天黑，估计着没有人来看了，又把被倒掉的东西一点一点摸回筐里。
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顾维舜担心她们出事，一直不敢睡。玉儿媽一肚子气都往丈夫身上喷：你坐在家里多舒服啊！从明天起，你就不要上班了，去拾红芋！那个店还开着干什么？乡下人都要饿死了，谁还来赶集？顾维舜说：没人赶集店也得开着，要继续跃进啊！玉儿媽说：谁要开店叫谁去开，你跟我下地！顾维舜摇头：都不去商店我也得去，我是右派。
你媽！过的啥日子！跃进跃进，再跃进人也要死光了。玉儿媽骂起人来了。
顾维舜赶快把门关上，说：不能乱讲。现在真的饿死人了。昨天蓝永继上集，说他们庄上的人饿死了好几口，他的瞎奶奶只剩下一口气。他想找集上的親戚借碗米救他奶奶的命呢，上哪借去？现在，除了干部和炊事员，没有一个不挨饿的。人说：一两二两，饿不死小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炊事员给人打饭看人脸，是干部或是自己人，就把勺子往锅底下捞稠的，是一般社员，便只撇上面的稀汤给他们喝……
这事，上头咋不管？玉儿媽说。
顾维舜又是摇头：谁知道。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他老人家迟早是要管的吧？
玉儿媽努努嘴：饿得肚子咕咕叫，还要唱高调，你那胆子大概还不如芝麻粒儿大。
顾维舜叹气，说快煮一点红芋给我吃吧！今天一天没吃过东西呢！
玉儿媽马上去点火，只要有吃的，哪管它是半夜还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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