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又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洲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那时我的正式身份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主义者的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抵制关东军的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自作。甚至蓬首敝，收拾一切。杰不在家里，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说过，我已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了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符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zhong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这是决定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的因素。
我俩“相”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由侯的母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抚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