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猖狂的年头，迫害过“红点子”教授。“四人帮”高高在上，呼风唤雨。在下边卖力气的，是我。
就我一个人吗？不是。记得清楚的，也有那么十来个。有军人、工人、学生，有象我这号的青年干部。这些人里头，有没有“爪牙”、“打手”之类呢？要说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数是好人。这些好人，现在各在各的岗位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走上了新的长征大道。有的挑的担子，也还不老轻。
因此，我写迫害“红点子”教授的经过时，就很踌躇。真把张三李四一个个写上去，那多不合适。就写一个我吧，打人是我，骂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种种坏事，都是我干的得了。
可巧有的坏事，一个人三头六臂也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好？索写“又一个我”，“另外一个我”，“两三个我”，“十几个我”……这在语法上通还是不通呢？别去管它了，老天爷，别旁生枝节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时间和地点呢？
时间毫无疑问，本文头一句话已经交代明白：“四人帮”猖狂的年头。
那么地点呢？还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说是学校还是机关怎么样？
没劲，照这么婆婆的能成个什么气候？
且慢。这里写的主角，受迫害的“红点子”教授却决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年纪六十上下，格粗壮，声音宽厚，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一脸的风砂，一双细长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长年伏案，伏得腰背发驼，肌肉发“泡”，他的整个格面貌，可以看做开荒起家的农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还是名声在外。不过那年头，我只管他叫“红点子”。咱们就从这个“红点子”的来由说起吧。
院子里现在已经安静了，就和一场火灾以后的安静一样。刚才冲天的火焰，现在已经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装书的硬皮，象“料子西服”那样一下子烧不透，还抽冷子吐吐火头。线装书的封套，也象长袍马褂一样不容易烧化，冒着浓烟，象是一肚子怨气。只见纸灰飞扬，有的竟成团成串地飞起来，竟飞得四层楼房那么高，竟在那里飘飘荡荡。正是封、资、修的魂，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刚才许多来回奔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呼叫，喝彩，爆裂，蓬蓬着火，都一概过去了。该休息的休息了，化为灰烬的也化定了。
我浑身燥热，也要找个清静地方，歇一歇身，也歇一歇灵魂。我上了四楼，走过会议室门口，门半开着，看见教授站在屋子中间。这个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现在斯文得很，驼着腰背，两手笔直下垂，一动不动，站在空空的会议室正中间。周围有许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着。
这才想起，是我刚才下的命令，把他从火堆旁边叫开，指定他站到这里来。心想：“免了他一顿好打。”这个人可是“格”，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阵”。在人背后，倒又可以“画地为牢”。
我走进会议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刚才从院子里撕下来的一张标语，这标语是用旧报纸写的。不能不说那字有根底，又象“草”，又象“隶”，一挥而就，疯狂地带出许多拐弯抹角，那些弯和角，都腾腾地冒着“反动气焰”。这标语只有四个大字：“火下留情”。
我连看都不看教授，问道：
“这反动标语是你写的？”
“我没有写反动标语。”
我敲敲桌子，提高点嗓子：
“这是谁写的？”
“这是我写的。”
我“甩”地一回头，这个头部动作，在戏曲舞台上是有名称的。李玉和就是这样甩出威风来的：
“什么？”
教授不作声。我这才看见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细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盖感情，可又掩盖不住，他那一脸的泡肉，颤颤的。他咬着牙，也咬不住那颤抖。
我虽说已经疲倦，但过多的胜利，好像喝了过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动着已经干哑了的嗓子，连嘲带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线挽歌吧。为你们的坛坛罐罐，为你们的命根子，为你们的祖师爷放声痛哭吧。可是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在熊熊的火光里，一切封、资、修全化为灰烬，工农兵占领了文化阵地，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教授脸上的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烧光了。你拚死拚活捍卫的黑线，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没有捍卫黑线！”
忽然，他敞开了嗓门，嗓子又粗，又宽，又沙沙地活像鸠山。
“那你叫嚣什么来着？”
“我说历史上有一条红线。”
我断喝一声：
“狡辩！”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认黑线专了工农兵的政？”
教授点点头。
“你说话呀，你不是宣扬不隐瞒观点吗？你不是吹捧独立思考吗？你不是标榜历史的真实吗？你这个赤膊上阵的英雄，怎么狗熊了？”
教授脸灰白，没精打采地说道：
“我没有隐瞒观点。从‘五四’起，一条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红线，是文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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